人工养熊及活熊取胆的技术，最早是1980年代由朝鲜人发明的，由于地缘接近，东北是中国最早开展活熊取胆的地区，也是目前为止养殖取胆熊规模最大的地区。到了1990年代，活熊取胆从东北扩展到全国很多省份，成为一种发家致富的经济产业。
尽管活熊取胆为养殖户创造了经济收益，但残忍的取胆方式，还是让大多数人不能接受，活熊取胆很快被媒体曝光，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。一些动物保护组织也开始参与对取胆熊的保护，并呼吁政府彻底禁绝这一产业。
但另一种声音对活熊取胆有着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认为，熊胆制品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只要尽量改善活熊取胆技术，就应该保留这一行业的存在。当然，谢罗便臣不认可这样的观念，龙桥黑熊救助中心用详尽的调查报告证明，从圈养熊身上获得的胆汁，并不像商家所说的那样对人身体有益。既然使用熊胆制品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，那么这个市场就不应该存在。
龙桥黑熊救助中心2007年发布报告，在救助中心因病死亡的取胆熊中，37%死于肝胆系统的癌症，医生推测癌症的发生，可能与取胆引起的慢性炎症、感染有关。这意味着，消费者购买的熊胆，很可能来自一只病入膏肓的熊，而且它患病的器官，正是分泌胆汁的肝胆系统。如果是这样，胆汁的卫生状况和所谓 “药效”，着实让人担心。
尽管熊胆具有药用价值，但并非不能够被其他中草药替代，很早就有中医研究者提出，一些中草药完全可以用来替代熊胆。在传统中医学里，熊胆以苦寒之性，被用于清热、解痉、明目、护肝、驱虫，在中医传统文献中，多种草药也有同样的功效。比如蒲公英、野菊花等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使用熊胆制品不仅是不应该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
说服公众放弃使用熊胆制品，也是“亚洲动物基金”推动禁绝活熊取胆行业的一个手段。今年2月，成都市33家药店加入了“治疗无伤害”活动，这些药店把“本店不售卖熊胆制品”的大幅海报挂在店门口，一些药店拿出熊胆制品存货当街销毁。
残忍的活熊取胆仍然存在，但人心的觉醒却总能给禁绝活熊取胆的历程带来希望之光。21日，因为修路堵车，装载着10只熊的车队被困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的高速公路上，绵延20公里的大型货车长龙，把运熊车死死地夹在中间。
医生们检查熊的身体状况时发现，一只黑熊一路上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，而且体温很高，医生估计它已经有30多岁，医生们判断黑熊体内一定有严重的炎症，需要紧急手术，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这只熊很可能坚持不到车队到达龙桥救助中心的时刻。
无奈之下，“亚洲动物基金”的工作人员想到与交警沟通，希望交警能够帮助他们把病熊送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，让随队的兽医给熊实施紧急手术。工作人员找到正在执勤的交警，说明情况。让他们意外的是，警察丝毫没有犹豫和怀疑，非常同情病熊的处境，马上表示可以帮助他们寻找最近的医院。
警车带领装着重病黑熊的卡车，驶入专门疏通的“绿色通道”，东拐西绕，找到了一家小医院。警察在路上提前联系好医院的负责人，车辆到达的时候，医院已经准备好了手术需要的氧气、手术灯等等。
“给我们带路的警察需要回到高速公路继续工作，我们的手术是在室外进行的，当时围观的当地群众很多，为了不影响手术的进行，交警还联系当地派出所警察，帮助我们维持秩序。”因为得到警察的接力帮助，重病黑熊迅速完成了手术，平安到达龙桥黑熊救助中心。
我的目标？当然是关闭所有熊场
记者/黄 祺
英国人Jill Robinson 有一个“别扭”的中文译名——谢罗便臣，这是按照香港的习惯翻译的。谢罗便臣在香港生活了25年，她之所以创建“亚洲动物基金”，完全是因为与一只黑熊的 “缘分”。
1993年，谢罗便臣跟随导游参观广州郊区的一家养熊场，她不经意间独自走进了养熊房。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：黑暗里，几十头黑熊被关在无法转身的小笼中，它们的胆囊处都插有一根金属管，上面满是胆汁流出的痕迹。因为剧痛，这些熊拼命用头撞着笼子，发出一阵阵的低吼和咆哮。
突然，谢罗便臣觉得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。一回头，竟是一头母熊从笼里伸出前掌搭住她的肩。本能地，谢罗便臣一下子握住了熊爪，母熊也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心。对视中，“它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”。5年后的1998年，谢罗便臣在香港正式创办了亚洲动物基金会(AAF)。同年，因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，英国女王向她颁发了“帝国荣誉勋章”。
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经历，让谢罗便臣学会了一套东方式的做事哲学，她不喜欢“激进”，并深信人性的善意终会被唤醒。尽管谢罗便臣不愿多谈如何与官方打交道，但可以想见，对于如何在官方、养熊户和公众之间保持平衡，她已经相当在行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拯救黑熊计划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
谢罗便臣：当然是关闭所有的熊场，让更多的熊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标？
谢罗便臣：其实，现在目前国内每年生产7000公斤熊胆，但消费只有4000公斤，有大量的熊胆是被囤积的。我们建议政府能够在5－10年内禁止养熊业，我们会跟养熊户联手，一起让这个行业走向终结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次你们从山东接走了10只熊，与大规模的养熊场相比，数量并不多，这样的行动更多的是社会影响上的价值吗？
谢罗便臣：是的。这是山东最后一个养熊场，关闭它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息，并且我们和很多人合作，比如媒体，这个过程可以告诉大家，取胆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它们被囚禁在笼子里，有的有10年以上的时间，这是非常残忍的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问题是，你们救援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中国有那么多取胆熊，你们不能把所有取胆熊都送到救助中心去。
谢罗便臣：救助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，因为如此残忍的养熊行业，不仅会残害很多熊，而且对人的健康也没有好处。除了救助中心，我们给政府很多选择，比如我们希望可以跟养熊户合作，给熊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比如让熊可以经常到户外活动，有足够的水和食物，有比较舒适的地方，像我们救助中心一样，让一些熊可以群居在一起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说服养熊主改善熊的生活环境应该很难吧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成本。
谢罗便臣：对，这是很有挑战的。我们会与政府和养熊户讨论成本的问题，也会向国际社会进行呼吁。我们不会直接补贴给养熊户。我们认为解救取胆熊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也是政府的责任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动物福利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与每个人有关的社会问题。所以我们只是去游说政府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们怎样决定去哪些熊场去救助取胆熊？
谢罗便臣：我们都是与政府合作，政府决定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救助的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你看来，是说服消费者不要使用熊胆制品更加困难，还是让政府部门改变对活熊取胆行业的看法更困难？
谢罗便臣：这两个都是很难的。面向公众来说，公众的反应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，而政府有自己的做事原则。我们与政府合作有很多年了，我们有很好的政府方面的合作伙伴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熊胆制品市场是否已经在萎缩呢？
谢罗便臣：事实上我们不清楚中国市场的情况，但我们知道中国仍然存在非法的黑市，让熊胆制品流向东南亚国家。这些年养熊户的数量在下降，但取胆熊的数量可能还在上升。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要求养熊户不要开展熊的繁殖。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在中国从事动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20多年，你能感觉到中国的公众在动物保护方面观念的改变吗？
谢罗便臣：是的，改变了很多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些活动的信息，被看作非常敏感。但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帮助我们传播动物保护的观念，就像今天这样的救助活动，吸引了很多媒体。这样的传播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活熊取胆这个行业真正的面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