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GO公益诉讼第一案
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一家非政府组织(NGO)，接到投诉信后，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律师一起，到江阴展开调查。在以往的工作中，中华环保联合会经常接到类似的污染投诉，但这一次不同，律师们发现，也许，黄田港村的投诉，可以让中国第一起以NGO为原告的公益诉讼，成为现实。
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王建民和吴晓宇两位律师，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志愿律师，他们参加了黄田港村投诉的调查。吴晓宇告诉记者，一开始，中华环保联合会并没有明确走公益诉讼道路。但在实地调查后，律师们认为，码头的铁矿粉污染，不仅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，铁矿粉装卸、运输过程中，还对空气、河流、植被造成了污染。也就是说，码头的污染对环境造成损害，如果中华环保协会对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提起诉讼，就应该符合“公益诉讼”案件的定义。
“公益诉讼”，对于很多人都是个陌生的词语，在法学界也存在争议。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是，为整体的环境利益、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，就是公益诉讼。在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，有关于“公益环境利益”的概念。但是，公益诉讼多年来只停留在学界的争论和媒体的呼吁中，中国司法历史上，还没有出现过一起以NGO为原告身份的环境公益诉讼。所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，只能像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，试探着前行。
中国可以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不多，但无锡，占据了一个最大的优势——2008年3月，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被正式批准设立，在法庭文件——《关于环境保护审判庭审理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》中，环保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是：各级检察机关、各级环保行政职能部门、环境保护社团组织、居民社区物业管理部门。
国内目前只有贵州、云南和江苏设有三个环保法庭，无锡中院环保法庭，是最早明确允许环保社团组织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庭。
作为热心公益的律师，吴晓宇在之前与环保法庭工作人员接触中了解到，环保法庭非常欢迎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，这样，至少在原告身份的合法性上，环保法庭会给中华环保联合会开绿灯。
无锡环保法庭的这个规定，是民事诉讼中原告身份的一个突破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108条规定，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是：“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”像中华环保联合会这样的社会组织，在污染事件中是“第三方”，与污染没有“直接利害关系”。
尽管无锡环保法庭已经有明文规定，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吴晓宇也没有把握，法院一定能够允许立案。“我研究了很久，翻了很多相关的条文，最后才形成了现在的诉状。”为了确保起诉符合公益诉讼的定义，又同时让法庭准予立案，律师们动用了很多技术上的措施。
为了让诉讼符合“公益”定义，在诉讼的“事实和理由”中，除了黄田港村居民生活因红粉污染、码头作业噪声受到影响外，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理由：“被告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在每天凌晨5时左右，派人冲洗场地上的铁矿粉，冲洗废水未经任何处理，直接排放下水道，冲洗废水经黄田港(锡北运河)流到长江，无锡市、江阴市饮用水取水口均在其下游”。此外，关于飘散在空气中的铁矿粉的危害，除了影响居民生活环境，还加上了“严重影响周围空气质量”。
另一个“双保险”的措施是，设立了两个原告。在诉状上，一个原告是黄田港村村民朱正茂，另一个是中华环保联合会。吴晓宇把诉状送到无锡中院立案庭的时候，立案庭的工作人员看着诉状上“中华环保联合会”的名字，告诉律师：“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”——对于法庭工作人员来说，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被告。“我说：你们环保庭规定社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，你要是拿不准，就交给环保庭的工作人员来确认，如果他们说不允许，你再退给我也不迟。”
7月6日，吴晓宇得到法庭准予立案的通知，立案的过程比他预想的要简单很多。
“破冰”之难
接到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诉讼，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庭长赵卫民很欣喜，环保法庭等这“第一案”已经等了一年多。赵卫民立即责成合议庭审查诉讼主体资格，并采取了相应诉讼措施。
赵卫民介绍，无锡环保法庭的建立，与2007年夏天轰动全国的无锡太湖区域蓝藻水污染事件，有直接的关系。作为江苏经济发展势头最强的城市，无锡市时刻面临着各种污染事件的威胁，蓝藻污染饮用水带来的全城恐慌，给无锡市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社会课题。此后，政府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，提到更高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无锡环保法庭诞生，它也是全国第二个专门从事涉环保案件审理工作的专业审判庭。
当初诞生的时候，环保法庭就被视为“新生事物”，得到特殊的“厚爱”。与其他普通法庭不同，环保法庭建立了刑事、民事、执行三合一的审判模式。这样的设计，是为了保证审判和执行的效率。
当然，环保法庭最重要的特色是，它明确规定受理环保公益诉讼案件，这类案件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，突破了现有民诉法对原告主体的限制。“环境污染案件，有很高的技术要求，如果个人来起诉，是非常弱势的。社会组织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，如果说环境公益诉讼要有所突破，就必须让社会组织成为原告。”赵卫民说。
而且，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蒋依澄认为，允许社会组织成为原告，并不与民事诉讼法冲突，从民事权利人的广义上来讲，环境污染危害每一个人，包括许多人所集聚在一起的组织机构，环境受益人也就是权利人，都可以承担维护环境公益的责任。
当初，媒体和社会对环保法庭主张受理环境公益诉讼，投入了巨大的期待，舆论认为，环保法庭将促成NGO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潮，那些原本难以解决的污染事件，将迎来法律的重拳。有法律人士甚至评价，担心社会组织滥用诉权，造成环保法庭的工作负担。
只可惜，大家担心的景象没有出现，相反，一年多以来，环保法庭一直处于“等米下锅”的状态。
按照赵卫民庭长的说法，无锡环保法庭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条件的要求，是依照民诉法规定的一般立案条件进行程序性审查的，并没有特别的限制。“只要能举出表象的证据，我们就可以立案。比如，你家世代生活在这条河边，你爷爷活了80岁，你爸爸活了60岁，到你这一代，很多人40岁就去世了。一个社会组织认为这个现象与这条河的污染有关系，你就可以来起诉污染这条河的企业。”赵卫民说，按照举证倒置的原则，法庭将要求被告企业自己提出证据，来证明他们对河水的污染没有责任。
对于起诉社团的注册地点，环保法庭也没有限制。“北京的也好，上海的也好，只要你起诉的案件发生在无锡，你的起诉是为了无锡的环境利益，我们的立案部门一般情况下在进行审查后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都会立案。”在参加一些法律学术活动的时候，赵卫民甚至直率地鼓励律师，去寻找环境公益诉讼案件。
在如此宽松的立案要求下，环保社会组织积极起诉的场面，还是没有出现。“什么原因？很简单，环保组织太少了。”赵卫民庭长的回答，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这正是国内环境公益诉讼空白的真实原因。
一个通行的说法是，全国共有环保相关的民间社团近3000家，但是，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，真正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，同时又有诉讼意愿的，没有多少。
“这么多环保组织中，2000家左右是大学的学生环保社团，这些社团属于团委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剩下的社团里，大量社团拥有官方背景。它们之外的是民间草根组织，但大多数草根组织都没有获得民政部的注册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是不合法的民间组织，当然没有资格成为诉讼原告。我估计，国内合法的民间草根环保社团，顶多几十家。”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，在记者面前盘点了国内环保社会组织的情况。
杨鹏说，还有一个更加“中国特色”的情况是，就算是合法的草根的社会组织，它们也非常脆弱，所以，它们轻易不敢涉入可能挑战政府利益、企业利益的事件，以免招来相关管理机构的不满。
在NGO公益诉讼全面冷场的舞台上，中华环保联合会公益诉讼得以立案的消息，让国内许多环保社会组织感到振奋。绿色和平、自然之友等国内知名的环保组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，他们非常关注NGO公益诉讼第一案的进展，这个案子将鼓舞其他的社会组织，选择法律途径对抗污染者。“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案例，希望使用法律手段能推动环境问题，尤其是水污染问题的解决。”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李一方说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表示，阿拉善的优势可能不在于直接参与公益诉讼，但他们将积极地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，提供资金上的支持。
在采访过程中，赵卫民庭长多次提到“尝试”这个词，在“尝试”的过程中，一个宽松的环境非常重要。“我们可以先审慎地做些司法实践上的尝试，为全国这方面的司法积累一些经验，也为上级法院和立法部门提供一些实验性数据。”
目前，无锡环保法庭的尝试，的确已经受到社会和最高法院的关注，最高人民法院派人到无锡中级法院调研，这些反应证明：迈出第一步，是多么重要。■